五(2/8)

口说话:“我想我妈、我想我姐,我连这点权利也没有了吗?”

父亲说:“这不是权利不权利的问题,我也想你妈,可你妈已经不在了,想也想不回来。杨阿姨现在天天给咱们做饭收拾屋子,爸爸有个头疼脑热她那么尽心尽力地照顾爸爸,可咱们这边老是把你妈的照片摆在家里,那这个家杨阿姨还怎么呆呀。人家给我带来幸福,我也得让人家幸福,我不能让杨阿姨和嘟嘟在我这里受委屈。你要是能理解爸爸,愿意配合爸爸;你就把你妈你姐的照片收起来,你要是不理解……那你就看着办吧。”

如果父亲是强迫命令的口气,保良可能会硬抗到底,可父亲最后这句话,说得老气横秋,有气无力。保良看着父亲起身离去的背影,他梗梗的脖子,那一刻也突然变得有气无力。

那天晚上保良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,他把她们的照片从床头柜上拿下,从镜框里取出,压在了自己的床褥下面。

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,保良更觉得这栋宽敞明亮的房子,不是自己的家,今后也不会属于自己。他那时也真心实意地盼着能尽快考上公安学院,然后好住到学生宿舍去,一个星期顶多回家一次,和杨阿姨和嘟嘟她们,什么习惯合不合的,眼不见为净得了。

那时候最理解他的只有李臣和刘存亮,还有刘存亮的女朋友陶菲菲。

但李臣每天在夜总会上夜班,白天要睡一整天觉。刘存亮忙着找工作,也没时间与保良共鸣。他这个学旅游服务专业的,在这类需要服务技能的行业中,却反而不如学汽车维修的李臣,能很快找到一份施展拳脚的职位。

唯一愿意,也肯花时间呆在保良身边、担任倾听者角色的,只能是那个刚刚相识不久的女孩菲菲。保良那时放学后总是不愿早早回家,总要在街上或者河边闲逛到天黑,菲菲便成了他的一个聊伴儿。保良几乎把自己的一切苦闷和思念,全都倾诉给了菲菲,直到听完菲菲充满同情的感慨与声援,心境才稍稍得以安定。菲菲还带他去了一家美容院,找那里的熟人在保良的左耳垂上打了一个耳洞,让保良把母亲留给他的白金耳环戴上。菲菲和美容院的师傅都说,现在男孩戴耳环可流行呢,更何况你戴这个不光图个时尚,也是对亲人的一份怀念之心。

保良戴着耳环回家这天父亲很不习惯地看了他半天,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。也许因为保良自觉地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,现在戴上母亲留下的这只耳环,似乎不便再加干预。但晚饭后保良听见杨阿姨在客厅里小声跟父亲搬嘴弄舌,说现在正经人家的男孩哪有戴耳环的,保良又不是搞艺术的,突然戴这个,左邻右舍准会背后议论。半小时后父亲果然敲了保良的房门,进来坐在保良的床上,半天才说:保良,你一个男孩子,马上就要考公院了,耳环这个东西都是女人戴的,你这样怪里怪气,人家公院还怎么收你。保良不看父亲,说:我上学校就摘了。父亲又闷坐了一会儿,什么都没再说,起身走了出去。

第二天,早上吃早饭,保良仍然戴着那只耳环。嘟嘟突然对她妈说:妈,我也要戴耳环。杨阿姨说:学生哪有戴耳环的。嘟嘟说:保良就戴了。父亲马上替保良解释:啊,保良一到学校就摘了。嘟嘟立即说:那我上学校也摘了。杨阿姨看一眼保良,说嘟嘟:先吃饭,回头再说。

保良匆匆吃完早饭,匆匆出门,他不愿和嘟嘟同路上学。他出门时听见杨阿姨在嘟嘟屋里训斥嘟嘟:人家有什么你非要什么,你妈没本事,买不起那玩意儿,你学点好行不行啊……保良听到父亲在劝,听到嘟嘟在哭。

那天傍晚,保良和刘存亮和菲菲一起,在东富码头附近的岸边闲坐。刘存亮还在为工作的事顾自发愁,而菲菲的关注点则依然在保良身上。她说保良你戴耳环帅死了,你们家嘟嘟小姐真是有福不享,要换上我,跟你好还来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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