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2,两税法（2/3）

食的租、若干尺绢布的调、若干天劳役的庸。旧制税法是按人头收税，有几个壮劳力收取几份“租庸调”。

杨炎以“两税法”代替了人头税，按每家拥有的财产、土地的多少来收税。家财万贯，立着房子躺着地，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人民币，那就多交点；穷得叮当响，头无半片瓦，脚无立锥地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那就少收点。这个税法比以前进步了很多，公平合理了许多，收来的税也比以前多了许多。

旧制的人头税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。“人各有其田”。每个农民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。唐朝中期，均田制已经彻底崩溃。好些人因为天灾或者好吃懒做把地卖了。在农民中间出现了地主和贫农两个阶层。

以前的地主都是贵族，因为有封地而成为地主。后来因为土地买卖，土地从穷户汇流到富户，出现了不是贵族的新型地主。根据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，农民分化成地主、富农和贫下中农各阶层。

同是农民出身，怎么就有了穷富差别？进而有了地主和雇农的区分？这个问题没必要研究。就跟一奶同胞的兄弟，怎么就有做老板的，有给老板打工的，各有各的原因。

“地主”是怎样炼成的？不是一句“剥削”就能解释得了的、解释得通的。

土改时期，地主被当作罪恶的化身，被打被杀被“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”。财产房屋和土地被瓜分一空。贫下中农打着正义的旗号“占他娘的房，分他娘的粮，搬他娘的床，睡他娘的婆娘”。

其实地主何罪？无非仇富心理作怪而已。等打到了地主，恢复了“均田制”，搞起大锅饭，发现无非一起受穷而已，只好又鼓励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带动共同富裕。

唐德宗时期，接受均田制已经被破坏的现实，然后根据现实情况改进税法。

既然有了地主和雇农的分化，再一刀切地按人头数收税就不合理了。同样一笔钱，对地主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，对贫农来讲那根毛可能比他腰还粗。所以那时候逃税、流亡的农民非常多。

改为按财产、土地综合收税后，在相同的税率下，穷富负担均等。富人因为财富的基数大，所以交的税相对也多。穷人基数小交的也少。农民的负担减轻了，国家的税收却增加了，地主老财也无话可说。

“两税法”这个挺不错的创意被后世的皇帝沿用了下去。

唐德宗继续重用理财专家刘晏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。刘晏恢复漕运，建立常平仓，改进食盐专卖制度，不但平抑了物价也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，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。

当时因为战乱，河道失修，盗匪横行，漕运废弛，南方的粮食运不过来。关中一遭灾就出现粮食短缺、粮价飞涨问题。有时一斗粮食能卖到1000钱，比平时贵出几百倍。粮价上涨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，通货膨胀全面爆发。粮食短缺同时又爆发通货膨胀，老百姓的日子就别提多艰难了。别说老百姓，皇上有时候都揭不开锅，吃了上顿愁下顿。

刘晏疏通河流，恢复漕运，为皇上为关中解决了大问题。漕运也方便了各地粮食、土产等商品互通有无。

刘晏还建立了国家储备仓库，在丰年时购入粮食，在灾年时售出，削峰填谷，即缓解了灾情也保证了粮价相对平稳。

他最有创意的事情是改进了盐铁专卖制度。他的革新被后世效仿。

以前对食盐是统购统运统销一条龙，不允许百姓涉足。但是国营买卖有个问题就是成本高、质量差，百姓意见大。刘晏上任后改为统购不统销，只控制生产源头放开流通领域。就象一个大批发商，把收上来的食盐加价卖给零售商。左手进，右手出，银子就到手了。商人负责运输和零售。国家因为取消国营的运输系统和销售网络节约了大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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