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30章 故宫记忆（18）（2/3）
“难道真准备把这些故宫扔在故宫任由日本人掠夺？”
“那些反对南迁文物的人，不知道后来会不会对自己当年的幼稚言论感到羞愧？”
苏亦解释，“并非如此，反对派理由五花八门。当时局势没有那么糟糕，大家认为国府可以抵挡日军入侵。觉得搬迁文物，有失国格，弱了国人气势。因此，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，极力主张文物就地保存的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感到了压力，毕竟国亡了尚可复国，国宝一亡，就永无复还之望了。1932年9月21日，江翰、刘复、朱启钤、马衡等三十多位北平文教界名流举行会议，拟具意见书，强调故宫文物是国家命脉、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，是万万牺牲不得的，而且世界上还未必有这样一个胆大而野蛮的民族，敢在众目昭彰之下，向没有抵抗的文化设备加以破坏，他们主张从北平撤出军备，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城，将故宫文物妥善就地保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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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最后，苏亦给出评论，“当然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做法不现实了。”
大家意外不已，“原来马衡院长当年也主张就地保护文物啊？”
苏亦笑，“是不是很意外啊？”
大家点头。
“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早在1927年，还发生一件对故宫博物院口碑影响极为恶劣的事件——故宫私售金器案，造成社会各种对故宫博物院的信誉普遍不信任。”
“小师兄，这是啥情况？故宫真有人中饱私囊，私售金器文物？”
对此，同学们好奇不已。
苏亦摇头，“并非如此，当年故宫博物院开始处分院内所藏无关文化的金砂、银锭、茶叶、丝绸及皮毛等物品，用来弥补院内经费短缺。被曝光以后，博物院方面还辟谣，然而，大众都半信半疑，使得社会民众对故宫博物院的信任度降低，关于故宫拍卖文物的各种传闻甚嚣尘上。”
这事，搁前世，就是典型的危机公关案例。
事发以后，故宫博物院为此还专门出示公函声称：本院并未奉中央拍卖古物命令，至处分一部分无关文化物品，曾奉中央令准在案，依法处分皆无关文化历史之残废物品，与所谓古物完全无干。
但这个时候，谁信啊。
“不仅仅普通民众不信，精英分子也不信，甚至连徐志摩都反对，直接给国府写信，表明自己的观点。”
苏亦一提徐志摩，中文系的姑娘就开始笑起来，尤其是方灵，王讯他们几个牲口也开始起哄。
原因很简单。
苏亦就是因为徐志摩的《偶然》跟黎新叶结缘的。
苏亦跟黎新叶对视一眼，相视而笑，继续说，“他说，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不可分散之理由，仰恳上揆国家文化久安之大计，俯协民众秉彝一致之公论，准予再付国议。其实这就是书呆子意见，民众一致商议出来，再付国议，想啥呢？”
说到最后，苏亦都忍不住吐槽起来。
相比较新政府，民国确实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各种意见，畅所欲言，各个领域上文教界都有不少的话语权。
但让政府听民众商议出结论，再议论，拉扯之间，都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了，怎么可能等得了。
不过苏亦也不得不承认，“徐志摩的观点其实代表着不少人的意见，北平市自治区公所在听说故宫有将古物装箱南迁的传闻后，即忧心忡忡，向国民政府发电称：古物在平已数百载……一经移动，流弊丛生，且恐化公为私，一去不返。”
说完，补充，“1929年，北平市成立筹备自治委员会，负责地方自治事务，后又成立了各自治区公所。地方自治团体为基层精英表达自身诉求、维护利益，提供了制度性空间。因此，北平自治区公所，代表的就是北平地方精英群体的意见，他们都对南迁表示担忧。”
“但是，最后为啥都同意南迁了呢？”有学生问。
苏亦说，“那是因为局势开始糜烂了，1933年1月1日，日军制造事端，突袭热河边防重镇榆关，发动侵榆战争，3日，榆关陷落。榆关事出，举国震动。易培基等有识之士心急如焚，他们深知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，文物迁移一事已是箭在弦上，不能再拖延了。这个时候，不管外界还是内部，都知道故宫文物南迁，不能再拖延了。也开始达成南迁的共识。达成共识以后，新的分歧又起来了。”
“小师兄，都同意南迁了？还有分歧啊？”
“怎么破事那么多啊，都火烧眉毛了，小日本都快要占领北平了，还在这里扯皮。”
“有啥争议的啊？”
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训练，苏亦在讲故事的节奏方面，已经有一点的心得了。
讲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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